共和縮影‧時代註腳

整理‧書寫：廖宏霖

一張照片不只是一次事件與一名攝影者遭遇的結果；拍照本身就是一次事件，而且是一次擁有更霸道的權利的事件——干預、入侵或忽略正在發生的無論什麼事情。我們對情景的感受，如今要由相機的干預來道出。相機之無所不在，極有說服力地表明時間包含各種有趣的事件，值得拍照的事件。這反過來很容易使人覺得，任何事件，一旦在進行中，無論它有什麼道德特徵，都不應干預它，而應讓它自己發展和完成——這樣，就可以把某種東西——照片——帶進世界。事件結束後，照片將繼續存在，賦予事件在別的情況下無法享受到的某種不朽性（和重要性）。當真實的人在那裏互相殘殺或殘殺其他真實的人時，攝影師留在鏡頭背後，創造另一個世界的一個小元素。那另一個世界，是竭力要活得比我們大家都更長久的影像世界。

蘇珊．桑塔格《論攝影》

    羅蘭巴特將影像的呈現方式分作「知面」（studium）與「刺點」（punctum）。前者關乎的是一幅照片「如何理解」的問題，後者則關乎「如何感受」的問題，而本節呈現的雖是影像，但想要述說的仍舊是故事，在知面上試圖替老照片做某種文化與知識層面上的定位，另一方面，則透過共和村村民的口述歷史在情感層面上尋找能夠被共感的刺點，以典型化的文學書寫手法，召喚出蘇珊‧桑塔格口中所謂的那個「竭力要活得比我們大家都更長久的另一個世界」。這未必是影像與歷史的全部，不過沿著這樣兩條從觀者眼前展開的路徑，我們彷彿得以穿越時空，身歷他人之境。而照片中的物件，如同一個個已被傳頌許久的故事，其實已是複本、分身，或是說，某種衍生物。

 

    且讓我們從共和村的地理環境談起，地圖做為一種結構化的照片，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地理空間，如何被某種「場所的思維」占據、劃分與理解，以及更重要的這些場所背後所可能蘊含的人事。如果說空間即權力，那麼，「場所」便是以各種歷史與敘事為名而留下的命名事件，而生命故事發生在其中，如同某種看不見的痕跡，刻畫在話語之間。

 

    共和村位於壽豐鄉中央位置，面積約9.6平方公里，地處東部鐵路幹線壽豐火車站東側至花蓮溪之間；西以鐵路與壽豐村為界；北隔荖溪與平和村相望，南面則與豐裡、豐坪村接壤。壽豐自古即是南勢阿美族的狩獵場，原住民於此地栽種簡單的作物如粟米等等。漢人進入此區屯墾之後，帶來了集約的耕作方式，直接影響此地的農務活動，使得農作物種類變多及可耕地的面積增大，也間接促成日治時期東部第一座製糖工場──「壽工場」的建立，也就是現今共和村的核心位置。

 

    1960年前後，行政院退輔會安排78位外省退役士兵至共和村屯墾，初期與原居於此的原住民及本省籍居民有著不小的文化差異，透過嫁娶婚配與日常生活的磨合，逐漸形成共和村特有的族群風貌與社區文化。90年代後期，陸續吸引了像是理想大地、立川漁場、怡園渡假村等觀光產業進駐，且帶動另一波從都市或西部前來定居的新移民。2000年前後，東華大學朝向以大學城想像為藍圖的規模漸趨完備，在未來將會有200多戶以大學教授為主體的居民移入。

 

離散與聚合---日治時期至二戰結束

   

    時間是日治昭和11年（1936），地點是壽豐火車站。

 

    將近90歲的林錦清凝神注視著這張幾乎比他還年長的照片，像是與早已不再聯繫的舊情人不期然重新相遇一般，花了一些時間，才一一辨識出照片中的種種細節，也就是在這樣的「指認」中，影像才真正顯影出她應該要有的輪廓與姿態。

 

    「彼個時陣，咱人那是要去壽豐車頭，丟愛對遮去，干那遮條路。」日治時期出生的林錦清指著照片中那條斜向左下角，而後隱沒入甘蔗田中的白色小徑這麼說著。對於早期的村民而言，那就像是一條「進城」的路，越過鐵軌，到達「火車頭」，人潮與商品的匯集地，那同時也是「離鄉」唯一的途徑。

 

    昭和時期的壽豐火車站相當重要，不僅提供載客，更多時候是用來載運座落於共和村的「鹽水港製糖廠」的加工糖品，以及從池南一帶須轉運至花蓮港區的木材。人與物在此聚集、分散、復聚集、再分散，鯉魚山的稜線從這一頭望去依舊舒緩，像是一道凝止的巨浪，停駐在這來往頻繁的鐵道前，聚散與變異之間，如果有一種永恆，也許就是在這樣一道虛構與寫實相互密合的天際線的背後，有些不待言說的事物藏在其中。

 

    「相片中間，山腳下卡遠的所在，有兩三間卡大間的厝，著是以前的壽豐國校。半山腰還有日本人砌的じんじゃ（神社），彼當時，阮學校禮拜一攏愛去遐做活動。」林錦清回憶起日治時期的童年時光，露出像孩子般的笑容。

 

    日治時期的台灣總督府依照台灣地理情勢與人口密度，於1898年之後陸續開辦專供台籍兒童就讀的「公學校」以及專供日人就讀的「小學校」。1941年，總督府發布「國民學校令」，將「小學校」、「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並強制實施「義務教育」，據統計1944年的台灣，國民學校共有944間，學生人數達87萬6000餘人，就學率將近八成，已是當時先進國家的標準。

 

    〈壽豐火車站〉這張照片依據推測就是站在糖廠的樓上所拍攝的，那不僅是當時共和村的至高點，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的是一種視野的擴張與極限。人們喜愛在至高點上遠眺，獲得某種敞視的經驗、權力的象徵。「壽工場」做為一個區域的集合體，如同壽豐火車站一樣，乘載了眾人對於現代性的想像與體驗。

 

    譬如昭和時期的「鹽水港製糖廠」其實已經相當現代化，利用了許多新式機器，提高壓榨能力至一千噸，幾年間，每年產糖量的增加，均是以百噸計。而壽工場與壽豐車站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一種產業鏈的交通需求，日本人對於糖鐵車站之設置，是以生活圈的方式將其納入以那座具有巨大煙囪的「壽工場」主建築為中心的整體想像。其中包括了宿舍、民生設施、醫院、文教設施、娛樂設施以及公共浴場等配置。

  

 

    小學四年級的林錦清，不算是班上最窮困的那幾個，因為他們家不務農，父親就在當時的「壽工場」上班，一家人就住在糖廠的東宿舍。東宿舍區住的多半是台籍員工，另外一邊的西宿舍則是場長宿舍以及日籍幹部的住處。只有極為少數的台籍員工可以住到西宿舍去，這些台籍員工多半是日文說得好的通譯或是與日本人關係比較好的台灣人。他想他日後也應當會如同父親一般，在糖廠覓得一份工，那個時候好像還沒有「夢想」這個詞彙，對當時的林錦清而言，人生就是應該要「像父親一樣」。

 

    印象中的「西宿舍區」，就像是某種「上流社會」，住在那裏的人們似乎總顯得比較乾淨，比較白皙，比較有教養，說著標準的「國語」，那個時候的林錦清也還不知道原來「祖國」可以不只一個。總之，他隱約感受到某種階級與文化的差異，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來到這片土地之前。

 

    戰爭從來不只在遠方，後山也不知何時成為前線，每日每日美軍的轟炸，像是一場無止盡的躲貓貓，躲在防空洞裡的兒童們，彷彿都懷抱著另一個來不及長大的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空襲中成長為一個不知戰爭為何物的少年。然而遊戲的結束，並不僅僅是由於誰被發現了，而是有人成為「死者」，成為另一個「鬼」，於是得以將時間叫停，或是說，重新開始另一段時光的倒數。

 

    也就是在空襲頻仍那幾年，在一次糖廠爆炸的意外中，林錦清的父親也在其中。他還鮮明地記得父親在壽工場醫療站的情景，血肉模糊的雙腿，聲嘶力竭的哭喊像是在道別，一直到搭火車送去花蓮的大醫院，父親漸漸沒有了聲息，失血過多而亡。林錦清還不夠大到能夠「像父親一樣」，就必須先「失去父親」，這是他個人童年記憶的句點，卻同時也標記在一個時代的尾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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