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散到新住民

李冠廷

距離第一批的墾員來到這裡，已經過了十多年。當時沒有配偶的，現在幾乎都已成家。懂事的孩子為了讓家裡的生活能過得好些，已經到外地去工作。傍晚的巷口，此起彼落的孩童嬉鬧聲漸漸褪去，只見著低矮的平房裡頭點著燈，裏頭的人們正談論著農事之後還有哪些工作好賺零頭。

張春清收到入伍通知令的那時，已經在外頭工作了好一陣子。十六歲初中畢業之後就離開家鄉，隻身前往外地工作掙錢。一個來自花蓮的年輕小夥子，去到桃園的大型機木場工作，要先經過考試測驗，通過後還不能直接上工，還要先上課，直等到基礎訓練完畢之後才開始正式工作。工廠裏頭傳來大型機械運作的陣陣聲響，外頭則是堆滿了來自各地的木頭，有的硬，有的韌，有的新嫩，有的陳舊。這些木頭就像是這工廠裡來自四面八方的工人，有著不同出生背景，但此刻卻都聚在一起。工廠發給每人一套制服，質材粗硬，但終究是體面，也經得起木材在衣服上任意磨損。制服上用楷書繡著三個字：技術生。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底下，工作賺錢是第一目標，讀書則是次要，這點在張春清的童年深有體會。即便學業成績優秀，但身為長子的他，必須肩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升學進修的念頭只能在年幼的腦袋裡空轉，沒有機會實現。要升上初中之前，他瞞著父母去報考空軍幼校，只要考進去後，未來就有機會進到空軍單位服役。考完試的那天，他是踏著自信的步伐離開考場。照理說應該要寄回家裡的成績遲遲沒有下落，他想著說可能是自己名落孫山，雖然無奈，但還是依照家人的指示去到一般初中。當兵退伍回來之後，他向父親提到這件事。當時跟自己一起去報考空軍幼校的朋友，現在已經是尉級軍官。只見父親默默地搬出樓梯，在屋頂中的夾層中搜索，翻找出一張早已破舊泛黃的紙，那是張春清當時報考空軍幼校合格的通知。「當時不是不讓你念書，但你是長子，假如你走後，就沒人可以分擔家計。」見老父親一邊嘆氣一邊說，自己心裡是感概也是安慰，感概是大環境迫使他必須放棄這大好機會，安慰是原來自己能力不比別人差。

俞東英初中之後就離開村子，遠到桃園的復興紡織廠工作。她是墾員俞桂春的女兒，在台東卑南鄉出生，之後全家就搬到共和村定居。在村子裡長大的她，在木棉吐絮的日子收採著棉花，在涼爽的午後和同伴在院子裡跳繩，村子跟著她一起長大、變化。離開村子後，到了紡織廠做成衣，在台北當過欣欣客運的車掌小姐，也去到梨山的農場做過餐飲。之後，她結了婚，對象是同樣在共和村長大的呂南山。可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同樣的生長背景，她和先生之間有份不可言喻的親切與熟悉。從娘家到婆家，僅隔了兩個街口，不到五百公尺，走路便能抵達。結婚後沒多久生下了老大，但因為先生要去到台南工作，便將兒子託給婆婆照顧，自己便隨著先生到了南部去打拼。隨後又生生了兩個男生，但是因著工作的緣故又搬到了屏東，同時也將就小學三年級的大兒子接來屏東，這時才真的是全家的大團圓。

先生後來被診斷出肝癌，且已經開始有擴散的跡象。命運的安排似乎總是乖揣巧妙。在得知先生患有肝癌的不久之後，年歲已高的婆婆竟先逝世，老家裡只剩下公公尹思昆一人。曾在門諾做過護士的大姑姑建議東英他們回到花蓮，黃勝雄開刀治療。礙於當初交通不便，先生的病情又不容長途跋涉，便坐飛機，從屏東直奔花蓮。無奈在開刀之後，病情仍沒有好轉，在回到花蓮幾個月後便撒手人寰，和母親到另一個地方相聚去了。

遭遇如此不幸，生活還是得過下去。幾番商議之後，俞東英最終決定回到共和村居住。一方面三個兒子都很獨立，不需要她操心；一方面可以就近照顧公公，讓他不是孤單一人的生活。相較於大都市的繁榮，留在村子裡或許不是最佳選擇，但在這彷彿與世無爭的鄉村裡，又是自己長大的故鄉，就這樣休閒自得的生活其實也不壞。

這些年來，許多人離開了共和村。或許是為工作、為了更好的收入，或是冀望更好的生活，共和村原來的居民開始遷出，有的人在年節時還會回來，有的索性把土地賣了作為到北部打拼的基金。賣掉的房子、土地，有的人去樓空，有的則是換了新主人

楊國望原本和朋友集資要在花蓮這裡做養殖魚買賣，但礙於當時壽豐交通不便，魚賣不出去，只好作罷。他是陸軍特種部隊退伍的，跳過傘、打過各式演習，還去到美軍的潛水艇中實習了好長一段時間。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他，心中的意念就是忠信，因著朋友的一番話，他便取了一大筆錢，從新竹翻山越嶺來到花蓮。當初投資養魚的錢是向朋友借的，為了抵債，只好一邊做工、一邊養魚，自己的退休俸拿來還錢，家裡的生活則倚賴做工所賺取的微薄薪資。「既然來了，就不後悔。」太太楊朱綿從新竹跟著先生來花蓮，一轉眼就過了二十個年頭。

其實剛到花蓮的前幾個月，楊朱綿很不能適應這裡的生活。結婚後是住在現代化的水泥房舍裡，有電有水，生活很是方便。突然搬到花蓮鄉下的農村，生活的水平還是有些差距。他們夫婦剛來到村子裡，是住在當時的墾員毛聯富租來的房子裡頭。說是房子，其實不過就是多出來的平房，旁邊還緊鄰著豬圈，只要一下大雨，豬糞就會溢流滿地。剛來到村子沒幾天，還碰巧遇到大地震，震央在瑞穗，將近七級的地震，晃得讓人站不直腳。這些種種經歷讓楊朱綿很不能適應，整天傷心流淚。，

楊朱綿搬來的行李很多件根本沒有拆封，心裡還盤算著：「什麼時候時要離開這個地方？後來經過好長一段時間，夫婦倆才漸漸適應，並且在農墾一街那裡買了地，蓋起了屬於自己的屋子。

對共和村的村民來說，楊國望夫婦像是外人，畢竟東西部的生活型態還是有差異，對生活的要求各有不同。不過相處在一起久了，也就漸漸接納彼此的生活。最先表達出善意的，是當時的村長尹思昆先生。他和楊國望都是湖南人，同鄉之間總是比較好聯絡情誼，也就催促著他們夫婦，趕緊在村子裡置產，安定地住下來。

尹思昆在民國四十九年時結婚，太太徐阿桂是在原來的丈夫去世之後，，帶著四個小孩改嫁給他。雖然這四個小孩不是自己親生的，但尹思昆仍然當他們是自己的小孩來教養，自己和徐阿桂也就沒有再生小孩。

他過去練過武術的尹思昆，對治療跌打損傷很有一套，當村子裡的人筋骨痠痛、瘀傷脫臼時，就會來請他治療，而他也從來沒向村民收過半毛錢。每當有活動節慶時，他也會應大夥的要求，上台去表演幾段武術。只見他身手矯健、拳腳來勁，歲月的痕跡在他身上似乎並不明顯，年過半百還是虎虎生風。

久而久之，村民對有俠客身手的尹思昆頗有好感，之後便推選他做共和村的村長。雖然擔任村長不會增加多少收入，但能為村民服務，他是義不容辭，而這村長一當就當了十多年。

因著有幾個同鄉的幫助，加上對壽豐這邊也愈來愈熟悉，楊國望夫婦漸漸地就融入了共和村裡頭。他們的房子蓋在農墾一街，門口望出去就可以看到鐵路以及壽豐村，再遠眺過去就是綿延不絕的中央山脈。那時楊國望雖然已經退伍，退休俸半年領一次，但為了償還當初蓋魚池的債務，還是去兼了好幾份工作，不論是鋪馬路、做空心磚，這些事他都做過。一個從特種部隊退伍下來的軍官，卻是做這些粗重的苦工，這讓以前在軍中的同袍們看了很是不捨，便介紹他到後備軍人的輔導中心擔任秘書，這樣一個月至少有七千元的收入，也可以免去在烈日下幹那些粗活。「這些故事不僅僅是歷史，還是奮鬥史。」在提及過去的回憶時，楊朱綿臉上總帶著一股堅毅的神情。她提到當時為了養殖鯉魚需要用動物糞便做飼料，但家裡沒有養豬，只好沿街撿拾豬牛大便。那時楊國望會拖著一台輪車，太太和兩個小孩一邊撿拾糞肥，一邊往輪車上堆。「那時候我們都是這樣苦過來的。」楊國望輕鬆地說道。

當時村裡的對外道路不多，最快到達壽豐火車站的便橋就在楊國望的房子附近。村子火車站中間隔了一條樹湖溪，如果走一般道路，有時要個半小時以上，但如果走便橋，只需十分鐘就能到車站。其實那也算不上便橋，不過幾條鋼索連接，中間鋪上木板，僅能讓行人穿行，但也省去不少來往壽豐街上的時間。

 共和村裡的小孩要上課，多半都是走這條便橋。下了課，天氣炎熱的午後，橋下的樹湖溪就成消暑的游泳池。便橋離水面有一段高度，但溪水夠深，於是常有孩子從橋上一躍而下、涮的一聲落進水裡，濺起了高高的水花。墾員第二代的林家根就說道，樹湖溪不僅是當時孩童們的游泳池，也是天然的澡堂。除此之外，溪水裡的魚、蝦若是大意被逮住，就會成了孩子們加菜的食材。後來台鐵認為行人這樣私自穿越鐵道太過危險，又剛好遇到河堤修整，那老舊的便橋就遭到拆除，舊有的風貌僅留在那些踩踏過的村民心底。

楊國望夫婦搬來共和村之後，陸陸續續有許多人也遷入村子裡。何秀蘭本來就是花蓮米棧人，後來結婚嫁到溪口，民國八十一年才又和先生搬到共和村來。之所以會選擇共和村，一方面是這裡的生活比較單純，另外離壽豐火車站也近，生活機能也足夠，就決定在這裡定居下來。此時村子裡的建設已經比較完善，從過去的泥土路變成柏油路，路旁的水溝也加上水溝蓋，雖然比不上壽豐大街，但社區生活也已經有很大的改善。而最近一批的「新住民」則是遠離塵囂的都市人，王新雨來自台北，趙振榮則從高雄來，都打算過個退休的隱居生活，也為村莊帶來不同的風景。

王新雨本來在台北的外商公司上班，但自己的小兒子身心有些狀況，不容易與外人相處，於是就想著退休後要好好照顧兒子。王新雨的太太是花蓮人，家庭出遊時也常往東部跑，對花蓮這裡的狀況也還算熟悉。看著自己的小孩，王新雨有了個念頭：為何不在花蓮找塊地方，讓一家人平靜的過生活呢？民國九十六年退休時，先是在花蓮豐裡買了一塊田地，預備說退休之後可以自己種植作物。接著就開始在花蓮各處看房子。最先在美崙看，雖然有不錯的地點，但沒有院子，這讓他太太有些失望。後來陸續往南，吉安、干城、南華，雖然都有不錯的地方，但不是價錢太高，就是欠缺穩妥。為了那未來理想美好的願景，夫婦倆仍耐著性子繼續地尋找。

「這似乎都是冥冥中緣分就註定好了。」民國九十八年，誤打誤撞進到了共和村，看到了現在住的房子。原來的屋主並沒有細心地保存房屋，整間平房爛爛舊舊的，但王新雨就覺得這個地點很好，也沒有想太多，就買了下來。後來經過一番裝潢修飾，一些地方打掉重建，花不到兩百萬就原本的舊農舍改建成新式平房。

之所以選在共和村，一部份是因為這裡還有鄰居，遇到甚麼事還可以有個照應，加上離壽豐火車站也不遠，民國九十八年的元旦就帶著妻小住進了共和村。

王新雨搬進來三年後，趙振榮也跟著搬進了共和村。趙振榮原先就是花蓮人，長大後念了軍校才離開花蓮，接著在軍中不停調換部隊，最後是在義守大學擔任教官時退伍。結婚之後，民國七十八年就在岡山那裡買了房子，只是當初買的是公寓，住一段時間以後覺得不是很滿意，想要再換個地方。「找一個終極目標來定居。」趙振榮和太太商議之後，決定找一個最合適的房子，當作退休養老的地方。

民國九十四年從教官職任退休後，趙振榮就開始四處看房子。因為老母親在花蓮，自己也覺得東部的環境比較適合居住，便利用空閒的時間在花蓮找房子。偶然一次知道壽豐這裡有房子被法拍，便循著地址找到了共和村。雖然從小在花蓮長大，但也不可能每個地方都去過，而這次便是他第一次進到共和村。經過了幾番輾轉，終於在村子裡找到了落腳之處。待新居完工之後，全家人便從高雄搬到了共和村，開始了新的生活。

王新雨和趙振榮這兩位新住戶搬進共和村之後，開始做了很多關於社區發展方面的工作。王新雨在民國九十八進到共和村之後，便到了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工作。因工作的需求，他去到了花蓮許多鄉鎮，也看到那些地方的社區活動是如何運作。當時在養殖協會的王博瀛對王新雨這樣的新住戶很有想法，希望他們能夠給村子帶來更好的發展，便鼓勵他們能對共和村有所回饋。幾經考慮之後，王新雨答應接下這項任務，用之前在工作上的經驗，開展在共和村的社區工作。

「我們的心態就是：住在這邊，就融入這邊。」趙振榮說道，假如村子有需要、自己又有能力，為自己所住的社區付出並不會有損失，假若這樣的付出可以促進社區的和諧，那就值得了。當社區發展協會有工作分派的時候，趙振榮總是義不容辭地接下，不論是社區樂齡班的課程還是關於社區發展的提案，他都全心全意地投入。但他也提到，假如社區發展裡頭沒有一個產業可以吸引人，那社區的凝聚力還是不足。尤其是在鄉下農村這種地方，不僅要留住年輕人，還要吸引外地的人進來，那真的是需要經營一些具有發展力的產業。

共和村是一個有歷史的農村，只是村裡頭的人來了又去，去了又來，第一代的墾員多半都不在了，剩下的第二代也僅有少數留在村子裡，再來就是外地來的新移民。假如都沒有人關心社區事務，那整個村莊將會變得冷漠沉悶。

王新雨和趙振榮他們倆位都不是本地人，不是土生土長的共和村民，不是墾員的第二代，但他們卻深深的認同這塊他們生活的土地。王新雨接下了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的職分，但在還未擔任這職分之前，他已經在村子做了許多事情。在他看來，不論有沒有這個名分都沒有差別，任何人都可以為著社區來盡一份心力。除了自己以外，他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認同、並投入共和村裡頭，一同來從事社區發展的工作。目前有一群大學教授打算移居共和村，已經在村子裡頭買了地、蓋了房子。假若這些新住戶也能一同來建設共和村，相信能給這個老舊的農村帶來很大的翻轉。

新住戶投入社區工作，就像是給村落注入了一股新血，同時也帶動了整個社區的發展。往後共和村會有怎樣的發展，令人充滿期待。

消息來源：

張春清

俞東英

劉（林）家根

楊國望

楊朱綿

王新雨

趙振榮

尹秋明

黃淑燕

何秀蘭

個人簡介：

李冠廷，來自高雄市，卻始終認為自己是個叢林來的野人。皮膚被南部的太陽曬得黝黑，到東南亞的幾場時會被投以親切的笑容。喜好烹飪，但常把鍋子燒焦；喜好攝影，但不時讓底片過曝。從事新詩、散文以及歌詞創作，作品風格風格慵懶而淺白。目前正在東華大學華文系攻讀碩士。

後記：

做了不到一學期的觀察採訪記錄，卻也讓我心力憔悴。採訪報導並不是有問有答的直向對談，有很多說不出的片段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追尋。有時問題不夠精準，得出的採訪就不精彩；關係不夠熟稔，得出的記憶就不夠親切。在採訪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這個村子的溫暖。村子裡的人們，知道我們是學生，便時常關心我們的生活、學業。有時採訪得晚了，便被留下來用餐，甚至還帶了許多免費的菜餚回去，讓我節省了好幾餐的飯錢。即便去採訪不在村子裡的人，問到村子過去的事，他們也是熱切、積極地談論，並沒有當我是外人而有所保留。我喜歡聽故事，尤其當哪些經歷豐富的人們，談及他們過去的豐功偉業時，我會變得興奮而激動。這次的採訪紀錄中，美中不足的是時間太短，感覺還有很多細節沒有挖掘出來。假如下次要再從事採訪活動的話，「蹲點」將是我要努力學習的部分。

〈落土新生〉

　　樹湖溪水緩緩滑過村子，水鳥步行在水中，漁人佇在堤防釣魚，黑腳黃襪的小白鷺正飛過溪流上空。溪水將與北邊的荖溪相接，匯流藏身於養殖水塘區的花蓮溪，水更外流，溪岸愈寬，一整面灰白的河床地，鵝卵圓的石頭，夾雜著藍綠的水色，一路蔓延挨近海岸山脈，沿著山，溪水流入散著粼光的太平洋，與村裡老人記憶中渡海而來的黑水溝，是完全別樣的面貌。

　　圍繞在村子周遭一大片接連的土地，正巧有村人耕種著，種些自家食用的芋頭、地瓜葉及玉米，不做販賣之用，不灑農業。有些地剛割完草，八哥鳥趁隙在田間啄食，有些地有秩序地排列種植香蕉，有些則種植高麗菜，而絕大部分生養著芒草、大花咸豐草，以及小花蔓澤蘭這類型的雜草。這些地散落在村子裡，有的是祖產，有的是村人後來買的，有些可能是地方最大地主花蓮農場所有，有些則是村人從未見過，遠在台灣某處的不知名人家買下的。

　　沿著樹湖溪錯綜複雜的橋墩，能走進農墾街道。

　　村子裡有點小騷動，人們正討論一場「過年的活動」，打算在新年期間，把居住在外地的那些舊居民給找回村裡。節日是村子重要的意涵。逢年佳節，離鄉背井的年輕一輩，都會在此刻回到村子探望老父母親，以及兒時生活之地。

村人們總是各自來到，村子已經有段時間沒有辦類似的聚會，有村人想趁此時，把大家找回來一起熱鬧熱鬧。

　　「過年喔，就是大家聚在一起，那時候還有送老人家禮物的。然後辦桌什麼的……」村人黃淑燕回憶那段時光，顯得有些模糊。

　　「我記得兩次，一次是年輕人聚在一起，在活動中心那邊，大家吃吃糖果什麼。還有一次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參加。」村子裡的老家長，大家喚他楊媽媽的楊朱綿也隨之聊起舊事。

　　距離上次的聚會已是許久之前，人們只是模糊記得還誰參加過，一群人聚在一起唱唱跳跳，聲舞盡歡。一場正在安排的聚會，正挑動著大家的心思。

從農／初生

　　鄰人們正聊著過年的聚會時，錢世保家中的庭園還曬著高麗菜乾。高齡八十六歲的他已經少去自己的農地耕種，把地託給別人照顧，自己只是在庭園用保麗龍箱做起簡易菜園，種些長起來還比他頭大的高麗菜。裸著上身的他胸口隱約有著在中國與日本人打仗留下的彈痕，而腳上與股側在作戰時受到的刀傷，顯然沒有成為他走路的礙事。

　　年輕時的錢世保活躍在一片河床砂石地裡。當時不是現在的光景，在他來之前，匯流至花蓮溪前的這幾條溪流，木瓜溪、荖溪、樹湖溪，以及那些從未被命名而兀自逕流的溪水，將這片土地聚攏成一座石頭打造的自然荒地。

　　民國四十八年，他輾轉來到村裡，剛到村子時有眷屬的可分地一甲三分，單身的則六分。錢世保得地六分。

　　他曾站在一片河床地上，當時稱為「開發區」。河床上的人們一個個擔著扁擔，兩邊的竹簍沉沉，低頭挑石挖地，不斷重複的動作著。一夥人穿著白色汗衫，深灰色的褲子捲至膝蓋，戴著乾竹葉做成的斗笠。有些人耐不住熱，乾脆裸身涼快，穿一條白短褲便開始搬搬抬抬，任由汗水滴落石上，讓烈陽曬成痕跡。

　　那裡一顆顆比人的胸膛還大的石頭，還藏著比錢世保雙手圍掌還大的蛇。人們將高處的石頭拉到低地墊高，用石頭堆起田界，還得從其他地方運來土壤，才得以插秧種植。河床多石，當時村子裡還有不少房子用石頭堆砌而起，而今已經已不復見，更遑論那些久未耕作而還給花蓮溪的田地了。

　　烈日照在花蓮溪的這一片石地上，錢世保、俞桂春與陳宙然，以及其他來到村裡墾荒的墾員們，他們從台灣海峽彼岸一路顛簸而來，褪下軍服，成為初生而未熟的新農。溪水反射的陽光射進他們的眼睛，像是第二個太陽，汗光粼粼，在海岸山脈回返的熱風裡，曬成一個個閃耀的黑石。

錢世保在自己後院種著高麗菜。

　　「以前都是爛地。」錢世保說：「種什麼都不活。」而種不活的土地養大了兩兒兩女。

　　大兒子錢新南在一百零二年退伍，同他的父親，也是一名軍人。定居在台北，逢年過節有空便回到村子探望老父親與故人。他是農村社會眾多小孩的一名。農村社會裡，小孩要生得夠用，要比耕田的牛還多。村子裡小孩都跑來跑去，跑在田隴間，跑在不似今日柏油路的砂石地上。通常下課就要回家幫忙農事，周末上課只有到中午，還要等爸媽回家才有飯吃，放假就得幫忙做農，不能亂跑。

　　錢玉南，錢世保的二兒子，他在村裡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還記得每日下課都得乖乖回家，如果遲到了沒去幫忙，要被父親罰跪在田埂上，跪著一雙腳都黑青發疼。家裡以前種些青椒、辣椒，一雙手採得紅辣辣的，洗了好幾次沖不掉辣意，晚上還會發疼。那時候村子裡的大人怕小孩跑不見，把小孩抱去田裡，做事前還要用一根粗麻繩把小孩繞在樹下。錢玉南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被綁過，但他看過其他小孩被綁在樹下。

　　瓜果類是村子種植的共同記憶。共和村有些地富水，適合種稻，適合挖開養魚，也拿來種西瓜。錢世保還記得以前種西瓜，種到快收成前如果來一場雨，那西瓜肯定因吸水而壞去。有次趕在下大雨前把西瓜全部摘一摘，摘不完的，還打電話給當初說好契作包農的商人道歉，全然看天吃飯的生活。而曾經最辛苦的，莫過於種植棉花，摘棉花需要相當多的人工，卻是能夠賺錢養家的作物。錢世保沒有雇人幫忙，一切自己來做。

　　村裡有些人家種植水稻，收穫時節找大家會一起幫忙，「今天幫忙我家明天幫忙你家。大家都沒有在分的。」錢新南懷想起以前農忙時，鄰居還會用麵粉和著蔥煎成厚餅，彼此分食感謝。過年時家戶做些年粿，一群小孩圍著看大人在灶上煮米漿，水份蒸騰灶腳，大夥笑鬧，小孩幫忙攪拌米漿免得燒焦，越攪越累，黏得像是村人的緊密感情。

　　過年時孩子都已經放假了，如果學校沒有放假，便會聽見壽豐火車站員大喊：「別別別別──」錢家兄弟與他的鄰居朋友們，時常直接穿越火車鐵軌，到家對面的壽豐國小上課，一邊奔過鐵軌，一邊大笑。「這樣比較近嘛，也不用錢。」錢新南如是說。而他手指的那個地方，至今已是一片草堤。

　　孩子就像作物一樣地長大了，牛消失了，孩子也都離鄉了。

錢新南（左）、錢世保（中）、俞桂春（右）在午後聊起從前的生活。

鬧水／流轉

　　俞桂春記得當初到台灣的退伍軍官，有些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颱風，在村子裡第一次遇上颱風，自己的房子雖是蓋著鐵皮，但還是抱著孩子趕緊到鄉公所等待風雨過去。但他的好友錢世保，跟村子大部分的人還都是茅草屋，外表看起來很美觀，風一來，屋頂刮走都不知道要去哪找了，修修補補了好幾次。有些人沒辦法生活，乾脆離開村子。現在生活在村裡的人，都經歷過修補房屋的記憶，能夠留下的也是經過一番風雨。

　　颱風是村人的共同記憶，也是村子裡的大事了，家戶動起來把家裡整頓安置，深怕又讓屋頂給吹走了。颱風鬧水，村子落在兩山之間，河溪匯集之處，地屬低平，時常水災，逢雨必淹。可鬧水是村子小孩最快樂的時候，水患及膝，小孩便會跑出家門到街上給家裡加菜，跑在雨中跑給風吹，踏在街道上一圈圈的水花，到處追逐免費的魚，那些溪裡游出的魚，水塘裡流浪的魚，追到成為肚裡的魚。這或許看在曾經養魚的楊國望與楊朱綿這對老夫妻眼裡，心情可是好笑又複雜。

　　村裡在農墾街道周圍多是農地，居住在農墾街的村民多半務農。而在村裡更向外圍，越靠花蓮溪處，一畝一畝的藍色土地，都是養殖魚塘。楊家倆老的養魚記憶，也是共和村共同的境遇。早在立川漁場坐落於地方成名前，村人以漁業為生。彼時是民國六十年代，政府推動三合一農漁牧政策，當地也有不少人開始做起綜合農業，養豬養魚維生，豬的糞便可以給魚，魚吃豬消化未完的飼料。

　　民國六十一年他們來到村子時，土地已由錢世保、俞桂春這樣的開發隊築好了。他們用三萬四買了一甲多的土地，自己往下挖深一尺，水便汩汩冒出，是活泉地，相當適合養魚。當時一斗米約六十元，一天的零工也才六十元。倆老是倚靠著楊國望的退休俸，一邊打工一邊還債，花了十年才還清買地的錢。他們在魚塘養了鯉魚、草魚，長得很好很肥，多到分送給鄰居。吃魚吃到怕了，拿著大草魚跟人交換蘿蔔乾。原本想要向外地販賣，當時壽豐一帶交通卻不便利，無法像農作物一樣送到更遠的地方賣，過沒幾年，就乾脆把地收了，不做了。後來賣掉的土地，如今已水漲船高。憶想當初賣地，楊朱綿百般難過，心有不捨，還記得賣地給一位姓張的人。賣地之時，兩人還在推託，對方說要先收下定錢，但楊朱綿不願收下，心有掛念。

　　「畢竟是自己的。」楊朱綿平淡裡仍帶著感慨地說著往事；「要不是孩子大了，做不動了，也不會賣。」

　　「我看你收下訂金，我才安心了。」楊國望回憶起當時他們手捧著錢，穿過一分一甲泉湧活水之地，走到天黑了大半，才悻然回到自己的家。過沒幾年，立川漁場買下那塊地，而今已漲成是富甲之地了。

　　在社區養殖協會的紀錄裡，現今村子的養殖區大概四百五十公頃，約莫有七十幾戶的養殖戶，大多是五六十歲的人居多。他們多半是當地人，不像是村子農墾街裡是退伍軍官居多。然而遇上的問題，卻同樣是年歲高邁，後續子女不一定會接下家業，甚至奔走他方。有些漁民不如就把地賣了，賣給立川漁場續作養殖，或是跟漁場互利，託給漁場幫忙販賣，讓自己還可以活在土地上。

　　清晨與午後近晚，他們會在太陽日昇日落前的時間在魚塘工作，閃避一如彼時墾員艱辛墾荒，水面上的另一個太陽。

　　水很熱鬧，村子像是在水上浮載一般，因水而生，亦患於水。先至者如錢世保一輩在河床地上墾荒，成就一畝畝的農田水地，成為村人維生的農業與漁業。滄海桑田，幾經變更的地貌成為現今在農墾街一只告示牌上的地圖模樣，一面空照的全景圖，懷藏著已久的歷史。這個村子脫離不了石頭跟水，整座村子就是活在水上的。

與楊朱綿邊走邊聊以前的生活。

販土／落生

　　每塊土地都擁有身世，而擁有土地的人將會寫下土地的歷史。

　　錢玉南曾笑說：「過年過節才知道共和村人很多。」然而談起共和村這些年來的人去樓空，從事土地買賣事業的他倒也收起笑臉，換了另一副嚴肅的面容。村子大抵在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五年賣地最甚。現在村子不復以往，以前大夥兒一起在農收時節合作收穫的情形都留存在記憶裡了。村子裡剩下比較年長的一輩，大部分的土地多半留著不耕作，就是放著領休耕補助款，若不忍心曾經辛苦過的土地變得荒蕪，就乾脆交給別人去做好了。

　　土地一但傍身，情非得已是不願放去的。

錯落的遺址，散失的人，留下一只門牌，還有一棟空屋。

　　「那些地主都不認識，也沒看過。」村人黃淑燕看著一整塊蔓生雜草的土地如是說著。民國八十九年農業發展條例通過，購買土地不再限制於自耕農，許多外地的人在村裡買地置產，或隨意種植些作物等待蓋起農舍。花蓮的土地價格上漲，錢玉南說壽豐這裡更漲，共和村近一二十年翻了幾倍。除了外地人買來置產，等待蘇花高的開通，等待周圍土地開發案起，等待土地增值，其中不乏相中共和這塊水質寶地的外來廠商，有意開發，要來種植藥草。

　　買賣農地是門技術。用來置產的無非還得看是不是重劃區，有沒有開發計畫，牽涉著地形，甚至是與附近周遭道路的距離。諸般考量，農地像是半成品，必須養地卻不種植作物，等待半成品的熟成需要時間，而這段時間任由著土地荒生。

　　農耕是門學問。在村人的記憶裡，河床地育養女子長大，成為生活的命脈。而沼地種植不易，收成較差，也成為村子既定的印象。村裡老一輩的人無法耕作，年輕人遠走他鄉，這片河床地被放棄了，成為母土成為棄子，成為時代流轉的印記。村子不像以往這樣大規模的耕作，有些村人想是倒不妨賣出土地，還能過十餘年的小日子。村裡土地仍有所種植，多半自食而不以販賣維生，像楊朱綿、黃淑燕，以及一些村人的家裡都有農園，種些蔥菜養些鴨鵝，過簡單自足的半農生活，交換彼此作物。

　　也或許如此，村人對於「過年的活動」有著別樣的想法吧，復歸的人們成為村子轉變的見證。

　　販土也許是時代驅使著人們放棄所有。錢新南提到那些曾在家裡周圍，與自己同樣長成的兒時玩伴都不知道去哪邊了。有些長輩過世之後，遠赴他鄉工作的孩子回到地方，將土生土長的土地賣掉後，從此再也不見其影。有些地啊人啊也是語焉不詳了。

　　而買土的人也或許是落土新生的一代。「這一戶也是新來的。」楊朱綿對著一戶新砌水泥白牆的房子說：「太太好像滿喜歡玫瑰的，買了很多來種。」錢世保也曾對著這戶新鄰居善意地問：「今天禮拜幾？」新鄰居不明所以，有些驚喜地回應著錢世保的問句，伸出五個手指，禮拜五。這戶新進村裡居住的人家，在村裡買了塊農地，正巧在錢世保農地旁邊。

　　時間正流轉，村子也正變換，販土的人已經不知去向，而落地於此的人會再生根，如同共和村座落在水與石頭之上，水仍流動著，人將延續。

資料來源：

養殖協會／立川漁場：蔡國華、洪偉誠

共和永續發展促進會：王博瀛

共和村民：楊國望、楊朱綿、錢世保、錢新南、錢玉南、黃淑燕

參考資料：

胡台麗《石頭夢》

退輔會《農場老兵文學》

個人簡介

吳金龍，1988年。

現就讀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碩士班創作組。大學讀於山城埔里而喜歡山，現居花蓮依海而喜歡海，大抵一生脫離不了山海。

後記

我記得是下午兩點，與幾個同學在村裡晃盪，突如地加入一夥村人的聚會之中，記得是在張來善大哥家裡。那時候聽到許多訊息，像是點狀般還讓人摸不著頭緒，當時令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過年的活動」。村裡對於「過年的活動」有不同的記憶與想法。對於一個外來人如我充滿想像，對於這個事件，能夠有多少人回來參加，拼湊屬於地方的圖像。時間在流轉，共和村成為歷史的見證，從日治時期壽豐製糖，到國民政府來台安放退休軍官墾荒，而今土地猶存，人事漸失，村子又正在轉型，成為另一種圖像。

我曾問過村裡的大事是什麼？這是個不好的問句，應該說，村裡什麼事情最令人印象深刻，是鬧水災。鬧水是共和村坐落在花蓮溪的最佳地理證明，活水區上的人們依水而生，因水而苦。在水上的共和村，早期的墾荒、農業，乃至於養殖，觀光，在流轉的軌跡裡人來人去，這些都需要被記錄，成為時代的印記。

在村裡行走，也許感觸最深的莫過於土地的棄置，也樂道於村裡的小農園。這讓我想到「土地從何而來」。如果說人是自然裡的居民，那人們什麼時候開始與土地共生，再把土地珍視為財產，而後甚至成為買賣的物件，土地從什麼時候限縮成人們口中的一個名詞。行走於村裡有主人而無人耕作的土地時，總是想起這些大哉問，抽象的形而上。

然而人們正在土地活著，以各種形式。人們會記住自己在土地上的記憶，而

土地會留下人們生存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