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哇能耐的甜秘密

陳紜芳

 

 

壽豐鄉共和村撒哇能耐部落，取阿美族語「製糖」意，村裡人口由外省人、閩南人、原住民組成，原住民當中除了阿美族外，也有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及噶瑪蘭族。頭目蔣永龍笑稱，共和村是名符其實的八國聯軍。

 

每年八月底，撒哇能耐的豐年祭，吸引全村村民參與，不分族群，不分部落，狂歡三天三夜，唱歌跳舞，喝酒吃肉，無歡不與，無樂不做。

 

    在這個曾經產糖的聚落中，歷史的回憶有甜蜜，但也密藏著更多的苦澀。余吳秀妹陰錯陽差地與姊姊的人生交換的姻緣，反映出光復後原住民女性婚姻的悲哀。

 

    41年次的余吳秀妹，出生萬榮鄉西林村知亞干部落，自小就希望能嫁給村裡的人，在部落中度過一生，這願望既微小又平凡，但現實總與願違，吳秀妹因身形比姊姊吳秀玉高大的關係，讓父母親提早把她嫁給了退伍軍人。

 

    民國56年時，很多外省人都到部落裡找女孩子結婚，時任南平開發中隊12隊副隊長余興龍也不例外。透過介紹人的媒合，余興龍來到了吳家，向18歲的吳秀玉提親。但在介紹人「刻意的誤認」下，將未滿16歲的吳秀妹以吳秀玉的身分許配給了41歲的余興龍，只因吳秀妹長得比姊姊吳秀玉高大，介紹人認為余伯伯急著討個老婆，於是先將高的、比較難嫁的女孩子嫁出去，未來吳秀玉要介紹給誰也都不成問題，不急於一時。當時兩姊妹的爸爸正酒酣耳熱，不管媽媽如何反對，便這樣將吳秀妹糊裡糊塗地嫁給了大她25歲的中年軍人。

 

    吳秀妹得知後，自然不願意接受，於是每天躲到山上不讓家人找到，但怎麼躲藏總還是要回家，爸爸也漸漸被介紹人說服，等吳秀妹再長更高就更難嫁人了，她看爸爸如此堅決地說一定要嫁，最後在萬不得已之下點了頭，媽媽心疼她年紀那麼小嫁了一個中年男子，只能哄著她：「家裡沒有饅頭吃，嫁給外省人，就有很多饅頭可以吃。」

 

    到了要登記結婚時，余興龍拿了吳秀妹的身分證才發現，吳秀妹是41年次的，與介紹人說的年紀不符，於是提出退婚，但介紹人與女方家庭的施壓下，余興龍已經答應，想反悔也不行了，於是雙方合議先訂婚，等一年後吳秀妹滿17歲再結婚。

 

    但當時，吳秀妹時常逃跑啊！為了避免她在結婚之前再跑掉，余興龍訂婚一個月便與她同房，三個月吳秀妹就懷孕了。

 

懷孕期間，吳秀妹一直待在娘家中待產。民國57年2月有天晚上，吳秀妹肚子痛得不行，爸爸又在喝酒，母女兩人只好從山上跑下山找地方生產，但在路途中跌了一跤，孩子余文章就這樣出世了，比預產期早了一個月出世。

 

同年3月26日兩人登記結婚，吳秀妹正式成為余吳秀妹；。在三四月間，查戶口的警察發現余家有個未報戶口的孩子，提醒兩人去戶政事務所辦手續，直到4月12日，戶政單位的資料中才有了余文章。

 

    不久後，姊姊吳秀玉就與情投意合的部落男子結婚了，婚後一直住在村裡，懷孕及生產都有婆婆照顧。而余吳秀妹就沒有姊姊這樣的好福氣。余吳秀妹嫁給余興龍後，居住地不斷地隨丈夫的部隊移動，民國57年長子余文章出世時，余興龍還是南平開發中隊副隊長，一家三口便住在鳳林鎮的北林里與南平里之間。民國59年，由北林、南平遷到豐濱鄉豐濱村和平橋一帶，長女余桂月(現名吳桂月)隨即出生。余桂月滿月時，余興龍的部隊又移至豐濱鄉磯崎村的牛寮坑，居住在部隊替他們一家人蓋的矮房裡，民國60年，次子余文德出生。民國61年，再從牛寮坑遷回鳳林鎮南平里火車站附近，次女余桂鳳出生後幾個月，余興龍退伍。民國62年，么女余桂蓮的出生，也帶來了一家人的安定，余興龍退役後帶著一家七口來到壽豐鄉共和村魚池定居至今。

 

    吳秀妹，因為身高比吳秀玉高了一些，便過上了吳秀玉的一生，不得不放棄原本屬於自己的生活。而吳秀玉因為有了妹妹的犧牲，如其所願地與部落中的男子結婚生子，得以一生不離開成長的家園與心愛的男子。而晚些嫁進撒哇能耐部落的陳秀妹，和吳秀玉一樣幸福，能夠自由戀愛結婚，但家園卻和余吳秀妹一樣，是漂泊不定的居所。

 

    民國64年，來自壽豐村撒奇萊雅族的陳秀妹嫁到共和村阿美族撒哇能耐部落裡的張春清一家，丈夫是長子，底下還有八個弟妹，當時張家的血緣脈絡遍及部落中將近四分之一人口，與這樣的大家庭結為連理，陳家親友都不免擔憂地對陳秀妹說：「你嫁到張家怎麼受得了？」結婚那年，張春清最小的弟弟還只有六歲。隔年，陳秀妹生下了大女兒，她除了要照顧公婆與丈夫的弟妹們外，還要照顧自己的孩子，她的新生活，有太多需要再適應的，如同面對第一胎的手忙腳亂，夫家務農，對從未從事農務的陳秀妹來說，只能皺著眉頭感嘆：「這個工作怎麼做啊？」

 

    共和村土壤潮濕，水害頻傳，種出來的稻子都不漂亮，稻作也不能種得太多，收成太好還要交給農會，於是陳秀妹與丈夫萌生了出外工作的念頭。民國65年，他們便帶著女兒去台北工作。一家三口輾轉待過台北市大安區、北投區，以及桃園縣中壢市，一路從市區來到了郊區，又從台北再到了桃園。在台北的生活中，張春清接工程外包，在外工作忙碌，陳秀妹就在家帶小孩，很快地二女兒報到，原本就預計只生兩胎的陳秀妹，雖然嘴上說男生女生一樣好，但想起身在大家庭的無奈，心裡還是燃起了再懷上一個希望的打算。

 

    在北台灣漂流的歲月，陳秀妹在南門市場一帶，找到撒哇能耐的影子，市場外都是兩層樓的矮房，老榮民聚在樹下話當年，說起話時，那捲舌音都快把舌頭吞進喉嚨了，那腔調令陳秀妹感到相當熟悉，除此之外，她也在市場裡認識了好多朋友，都是花蓮來的阿美族。幾年後，老人家一個一個往生，好朋友也陸續回花蓮了，陳秀妹與張春清，決定在部落買一塊地，帶著三個小孩回到張家的大家庭裡，結束了飄忽不定的日子。那年，小兒子也三歲了。

 

    陳秀妹回到撒哇能耐部落的時刻，正是原住民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還我土地、還我姓氏、原住民正名運動的浪潮，一波波席捲台北的街頭。但是要到90年代以後，這是縱谷裡的小部落，才會開始有所變化。

 

    民國90年以後，部落裡原住民紛紛捨棄外省父親姓氏，改從母姓，恢復原住民身分。族人裡，孩童覺得新的姓氏與意義充滿好奇，父母親也不避諱地說道，學雜費減免確實減輕了不小的經濟壓力，大家都樂於這樣的改變。一些青年朋友乾脆連名也改了，換一個全新的姓跟名，期待有全新的生活。在那時候，改從原住民姓氏是部落裡盛行一時的全民運動，大家都期待新名字帶來的新氣象。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新的名字所帶來的新身分，例如前頭目古林玉正的二兒子古林光璞，對於父系血緣的認同，不願意在原住民正名潮流中拋棄，況且在身為原住民卻不了解原住民文化的前提下，要怎麼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並在姓名上宣告呢？

 

    壽豐鄉共和村撒哇能耐部落，從民國89年起經歷了三任頭目，老頭目李金昌任十二年、古林玉正一年多，後因古林玉正因病無法理事，民國102年7月改由第三任頭目蔣永龍接任至今。在法律制度的限制下，原住民族頭目必須由部落中擁有原住民血統的族人擔任，而血統的認定就是以姓氏做為標準。其中，李金昌及蔣永龍本就來自純原住民家庭，在就任頭目的過程中，未經歷過多曲折，而古林玉正─原名林玉正─從養父姓林，必須改為原住民姓氏才能擔任頭目，於是，經過了一段家庭革命。

 

    林玉正多年來為部落的貢獻，不僅身為鄰長、巡守隊隊長，也是共和村發展協會總幹事，協助老頭目李金昌處理族人事務更不遺餘力，因此在民國101年被族人擁為新任頭目。然而，林玉正從養父退役軍人林亞榮姓氏，「戶政資料上」，不具原住民身分，必須改從生母古春妹姓氏，才能在「政府的官方認定」下，認可為「真正的原住民」。但是，這並非林玉正一人之事，據民法1059條規定，子女姓氏必須從父姓或從母姓，當林玉正捨棄父姓，從母姓古，更名為古林玉正後，其子女也必須依民法規定，只能從其父親古林玉正姓古，或改從母親莊素端姓莊，就是無法繼續從祖父姓林。

 

    為了擔任頭目，替族人做更多的事，林玉正向子女提起改姓一事，但三名子女皆已成年，對於父系血緣及身分認同，各有己見，加上子女不明白父親所為何事，引起強烈反彈。次子73年次的林光璞說：「我們的國家已經對不起我的祖父了，身為子孫，我們怎麼能連他的姓都捨棄。」並表達這個社會對原住民身分的嚴格檢視，「如果一個人自稱是閩南人或客家人，這社會不會對他質疑；但為什麼你自稱是原住民，就需要血緣證明、姓氏要求？」

 

    林玉正為退役的職業軍人，一身威嚴，儘管在外對部落無悔地付出，對村里的公共事物總是親力親為，但家人對他所做之事，並不全然知曉，因此子女對父親為了成為頭目，而改一家人的姓氏，斬斷祖父氏族的關係，回歸母系連結，難道頭目身分的吸引力大於父系血緣的延續嗎？

 

    種種原因，在在加深了家人對林玉正的不諒解。林玉正眼看事情僵持不下，便與子女承諾：「給我六年的時間，讓我替族人找回原住民的尊嚴，六年後，我就卸下頭目，我們就把姓氏改回來。」

 

林玉正口中的「尊嚴」，是原住民族的自我身分認同、部落的向心力、祭典儀式的傳統精神等，改變現今為了申請政府經費或吸引更多金援挹注，將祭典儀式轉變為觀光產業的一部份，揚棄了原住民的尊嚴，林玉正期望藉由重建族人的向心力，讓有經濟能力的族人更願意投入部落事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下，族人便不需再倚靠外力傳承原住民族文化，將敬天敬地敬祖靈的精神找回。

 

    因此，以六年為限，林家人同意父親更名。民國101年，林玉正更名為古林玉正，長子林劭昇更名為古劭昇，次子林光璞更名為古林光璞，長女名林思妤更名為古林思妤，戶口名簿上林家人改姓古，林則為名的一部份，但林家人並不以為意，六年期限一到，他們就能回到林姓。

 

    然而，古林玉正還是食言了。102年底，古林玉正口腔癌辭世。古林玉正無法再更名為林玉正，連帶的子女也就永遠無法改回林姓了。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委託社團法人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舉辦的「部落之眼」紀錄片人才培訓計畫，在101年底曾以古林玉正一家故事為本，拍攝了一部紀錄短片《誰來決定我是誰》，影像中，有古林玉正生前對更名一事的現身說法，及古林光璞對原住民身分必須得到政府認可的反抗。該片得到影展作品中的第二名。

 

    這是古林玉正在世的最後一段日子，也是透過這部紀錄片的拍攝及採訪過程，林家三兄妹開始了解父親在部落裡的貢獻與重要性，族人為何對父親如此愛戴，非他做為頭目不可；而父親為了部落躬行不言，默而成事，流為族人間美言。或許，至今，林家人的身分認同問題依舊無解，但他們對古林玉正的誤會已然和解。

 

    不論是古林光璞對於父親的衝突與妥協，陳秀妹漂泊過的歲月，或是余吳秀妹戲劇性的婚姻，一段段潛藏在撒哇能耐裡的秘密回憶，交織而成撒哇能耐的甘甜與苦澀。儘管古林光璞對父親有過不諒解，在看見父親對部落的貢獻後，已能放下且接受了；儘管陳秀妹曾隨著丈夫在北台灣度過了幾年飄忽不定的光陰以及對大家庭生活的不適應，如今子女也都長大成人了，二女兒也將在103年夏天生產，陳秀妹就要做阿嬤了；儘管余吳秀妹對於這段婚姻的無奈，現在也是個滿口孫子經，從早到晚為孫忙碌的幸福阿嬤了。這些包裹著苦味外衣的秘密，最終還是嘗到了甜蜜在心頭的滋味。

 

後記：

    來到花蓮五年以來，一直希望有機會能走進一個部落，仔細聽聽族人與一塊土地連結的故事，清楚看看每張刻畫著歲月的面孔，參與一場部落裡的盛宴，不論祭典抑或聚會，更希望自己能成為當中的一份子，一起為一場原住民文化活動做準備，體驗原住民敬畏天地與祖靈，不容忽視的每一個小細節。這一切，都在這篇報導文學寫作過程中實現了。

    隨共和社區發展協會的牽引，我們來到了共和村的阿美族部落─撒哇能耐，除了從小生長在此的阿美族青年古林光璞外，更認識了由遠、由近嫁入的共和媳婦們，有來自壽豐村撒奇萊雅族的陳秀妹阿姨、豐濱鄉噶瑪蘭族的瑞芳阿姨，以及萬榮鄉太魯閣族的余吳秀妹奶奶。採訪過程中，有動人的、有無奈的、有讓人心疼的各種故事漸漸被挖掘，其中最讓我鼻酸的，莫過於古林光璞提到父親對於更名的「六年之約」，一句輕輕地：「最後，他還是沒有實現他的承諾啊。」一改古林光璞先前受訪，提到原住民政府對身分的認定標準時，那樣堅硬與憤慨的語氣，說話音量瞬間轉小，口氣轉為無奈，像是對父親仍有怨懟，但已不是堅持更名的不諒解，而是對父親的驟然離世，道盡無限哀思。

    交稿時為七月初，離撒哇能耐一年一度的豐年祭還有將近兩個月，除了頭目蔣永龍熱情邀約外，余吳秀妹奶奶更是願意開班授課，教我唱跳豐年祭的歌舞，對於手腳不協調的我，現在開始準備，想必正是時候。

 

作者介紹：

陳紜芳，台南柳營的田庄囝子，喜歡光著腳丫在田間水邊奔跑。國小入學前就隨父母北上，遷居台北士林，只能千方百計逃離都市牢籠，於是跑到七星潭邊的東華大學美崙校區讀書，可以一天到晚往海裡跑。現在是居住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的研究生，最大的願望是當一隻魚，永遠不離開大海的魚。

無聲呢喃著故事的屋宇

陳昱文

 

灣生思念的夢鄉

 

「 あけ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電話鈴聲響起，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聲音自話筒彼端傳來，陳賢妹阿嬤先是愣了一下，才聽清楚這是幾十年不見的老鄰居的新年問候。

 

現居於花蓮壽豐鄉壽豐路高齡九十三歲的陳賢妹，民國十一年出生。她理著清爽的短髮，常在家做裁縫，相當健朗。十幾歲時幫日本人照顧小孩，也曾為日本家庭打理飯餐，一個月能賺五元。陳賢妹阿嬤說起為日本人煮飯的日子，嘴角總微微地上揚，她總稱讚日本人很有禮貌，吃飯前後，都會說開動了謝謝招待。

二十八歲時，陳賢妹從玉里搬到壽豐。有一天，郵局捎來一封自日本寄來的明信片，她請熟悉且識字的郵務人員唸信文，久未聽見日語的她，聽著聽著回憶起，一大早起床，第一次煮了一鍋味噌湯，不知道這鍋湯對聘請她的日本家庭會太鹹或太淡的心情。

 

原來這是，四十年前分離的日本鄰居郵遞的明信片。。

 

「他們曾在電話裡哭，說不適應日本會下雪的日子，說還是習慣住花蓮的日子」陳賢妹輕輕皺著眉頭，像是捨不得老朋友落淚。當初因日本的移民政策，花蓮居住著不少日本移民，後來因日本戰敗，只能攜帶簡單的衣物離開台灣。有一群在台灣出生的日本人，遭到日本自己的國民輕蔑地稱為「灣生」。

 

曾有五、六位出生壽豐的灣生因思念出生地，特地選擇到豐田旅遊，他們聽聞陳賢妹會說日語，而拜訪她。這五、六位日本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因畏光而戴著墨鏡，每一位的臉上都爬滿皺紋，但他們並不擔心因衰老而鬆弛的肌膚，他們最擔憂的是不能再親自踏上故鄉──花蓮。

 

「哎呀，我都這把年紀了，不知道什麼時候還能再和你相見，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到這裡了。」陳賢妹阿嬤輕描淡寫地談起灣生和她說的這句話時，總藏不住一份彼此確實未曾再相見的落寞。陳賢妹阿嬤聊起，灣生回到花蓮遊玩時，喜歡購買香蕉品嚐，也愛造訪日式建築。

 

現今壽豐路上還保存有日治時期的菸草試驗場建築。臨近壽豐路的共和村內亦存有不少日式建築，如：壽尋常小學校的奉安殿，殿內曾擺放日本天皇的照片及「教育敕語」、日軍軍械庫、壽工廠廠長宿舍……等。

 

一間房屋，悄悄收納了居住者的無數個夢。

 

因想家哭泣而疲憊後作的夢、吃飽喝足後作的夢、半夜驚醒遂又睡去的作夢、無夢可作的夢……。

 

第一代移民至花蓮的日本人，會夢見自己童年時曾在日本家鄉的土地上奔跑、嬉戲。他們未曾預料到，自己的下一代離開台灣後，會經常夢見花蓮，童年的鐘聲穿越太平洋時而洶湧時而平靜的海面，抵達日本。

 

鐵皮屋下的眼淚

 

高齡八十六歲的錢世保，於一九五九年來到共和村就業。他常穿著藍色格子的襯衫，戴著厚重的眼鏡，因做過眼角膜移植手術，眼睛不適應新的角膜而視力衰退。錢伯伯瞇著的小眼睛，常常被國共戰爭的記憶偷襲，眼角膜時常沾染著徐蚌會戰的煙硝。

 

「唉，最近我常常睡不著，眼睛一閉起來就想到以前的事。」錢伯伯感嘆地說。誰也不知道他在夢裡又向「敵軍」刺了幾刀，又跋涉了幾座山林，而錢伯伯的住所靜靜地聆聽這一切。錢伯伯半夜睡不著時，常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打開電視，轉到兒童頻道。「你看，這小娃娃跳舞可厲害的咧。」看小朋友開心地跳舞這件事，彷彿是錢伯伯正努力召喚他所不曾擁有的童年，當然，也有一份獨居家中的寂寞。

 

錢伯伯初來花蓮壽豐共和村時，還是個小伙子。他看著一根根高聳的糖廠煙囪，感到異常激動，因為國民政府承諾給他六千元蓋房子，他流離大半輩子，徒步從河南移動至山西、四川佈滿厚繭的腳掌，似乎終於可以安頓下來。

 

「他媽的！結果我們被騙了！」錢伯伯拉高嗓音，憤怒地說。那六千元，其實是從移墾共和村的士兵的退休俸裡扣款。彼時，來到共和村的單身漢有三十八位，他們一開始落腳共和村是住在散發著檜木香氣的日式建築，為期兩個月左右。後來日式建築被花蓮農場拆掉，他們遂移居農墾二街、三街。錢世保的落腳處，就在鐵道旁邊。他的第一件房子是由竹子打洞建蓋而成，屋頂上面覆草。竹子是從玉里及富里的山上砍下後運回來，當時富里山上有座牧場是一位老司令官經營的，老司令官免費將一些竹子送給錢世保。當時建材的運送，靠的是運煤火車，從火車上搬運至建地則依靠牛車，蓋一間房子需要好朋友互相幫忙。不過，往往辛苦蓋好的草屋，颱風來時，一吹就倒。

 

「有些單身的蹲不住就跑掉。」錢世保感慨地說。他的房子屋頂能改成鐵皮，有一段傳奇的故事。蔣經國曾造訪共和村，當天一早村民們都到河邊舖木板，好讓蔣經國渡河。而錢伯伯為了大人物的到來，趕緊到有錢人家「借」米。待他把稀罕的米飯煮熟時，一位穿著簡樸的大人物剛好來訪。

 

「錢組長！你有沒有困難啊？」蔣經國精神奕奕地向錢伯伯喊話。

 

「沒有！」錢伯伯回話。陪伴視察的官員頻頻向大人物保證這群退役軍人受到很好的照顧。

 

蔣經國沒等官員將話說完，就從衣服裡掏取鉛筆，用力地往錢世保剛煮好的米飯攪去，他發現裡面加了許多地瓜。

 

「不要做表面功夫嘛！」，大人物有些不開心地對著陪伴視察的官員抱怨。

 

接著他開立一千元的領據給錢世保，要他換一個鐵皮屋頂，下雨天就不必用臉盆接漏水。當天夜裡，錢伯伯躺在床上，看著茅草屋頂，對於一整天的經歷感到不可以思議，而此時，屋頂照例傳來吱吱聲響──老鼠正在開會。

 

沒過幾天，他決定徒步至花蓮市區，當時並沒有木瓜溪橋，需要涉水而過。他先抵達市區的台灣銀行領錢。銀行人員神秘兮兮地用破衣服包裹著一張張鈔票。回程時，錢伯伯淌水過河，水淹到胸部，他小心翼翼地將破衣服包裹頂在頭部過河，身上的衣服因浸水而濕沉，但心情非常輕盈愉快。他盤算著四百元拿去買新屋頂，而剩下的六百元要拿去買鋤頭等農具，當然還要買鹽，若結了婚，還需要更多的鹽。

 

錢伯伯第一個擁有的鐵皮屋頂，現在仍保存於家中。他把鐵皮屋頂移到，新蓋的房子使用，定時每兩年幫鐵皮屋頂重新刷上黑漆，直說：「還是舊的鐵好用！」。每當刷油漆時，也會想蔣經國過世那天，他的眼淚不由自主地落下，一點也不像行軍千里的男兒。

 

辣椒與甘蔗

 

仍見證著縱谷悠悠時光的老房子，不只有錢伯伯的鐵皮屋，還有廖春子阿姨居住的日式建築。

 

民國三十二年出生於壽豐的廖春子，現居於共和村三農場。她的居所是現今共和村內唯一一間日式建築民宅。廖春子十八歲時，嫁給隨國軍撤退來台的阿兵哥裘建慧。單身的裘建慧剛到共和村，即住在三農場的日本宿舍裡。

 

廖春子的第二個孩子薛學武，從小給隔壁鄰居單身的退役軍人領養。不過自小薛學武從沒離開過廖春子，因為這棟日本宿舍以前分成四戶，所謂「隔壁」鄰居，只隔了一層木板而已。薛學武結了婚仍與廖春子同住在日本宿舍。民國九十年左右，薛學武親自整修這個「家」。

 

「這間房子，是特別的剪式建築。之前台東糖廠有一間，拆掉了卻沒有人會拚回去！」薛學武驕傲地說。薛學武回憶自己曾經看過新聞報導，台東糖廠日式宿舍的管理人員曾派人到日本尋找當初蓋日式建築的老師傅，沒有想到，老師傅已經過世了，好在老師傅的兒子，也是建築師，不過年輕的日本建築師到台東後，卻對回復成原本的建築架構，束手無策。

 

「要是他們認識我的話，找我去拚回原樣就好了啊。」薛學武調皮地調侃台東糖廠的管理人員。所謂「剪式」建築，是指房屋的木頭支柱呈「丫」型。薛學武整修房子時，特地不拆掉「丫」型柱，還另立斜柱去配合支撐它。

 

「日本人實在有夠閒，閒到慢工出細活，柱子跟柱子銜接的地方，除了鑽洞鎖螺栓、削製卡榫外，還加了好幾片U型釘。你看，天花板甚至裝了八條烏心木！」薛學武用手指指向天花板微笑地說。薛學武在整修屋頂時，發現日本時代的屋瓦是經過柴窯燒過的陶片，呈現烏亮的光澤，上面印有中國字「三」，「三」字上頭還有山脈的形狀，相當神秘。

 

雖然薛學武一再幽默地強調日本人「很閒」，但是從解說的過程中，不然發現他很驚嘆日本建築師傅的手藝精細。他自己在翻修房屋內部時，堅持使用檜木。一進房門，可以聞到木頭散發出淡淡的香味，也許這和薛學武童年時常嗅到的氣味相去不遠。

 

「現在你要我搬到更大的厝，我不去！」廖春子堅定地說。眼前，七十一歲的廖春子，塗著口紅，穿著印紅花的綢衣，令人難聯想她曾有個綽號──「辣椒」。據她的解釋，綽號的由來是，她做事快、狠、準，比一般男人還嗆辣強悍而得名。她嫁給裘建慧後，曾幫糖廠削甘蔗。彼時削甘蔗是「按件計酬」，用「把」來算的。廖春子為了將甘蔗削成很多把，曾經凌晨四點，雞未鳴，就到甘蔗園裡砍甘蔗，讓甘蔗園的主人以為是小偷。廖春子削甘蔗的速度比流星飛逝於眼簾還快，曾經有挖甘蔗的男工向她說：「姊姊啊，你削慢一點，我的腳都要被你削去啦！」

 

日子並不總像甘蔗香甜，生活往往是嗆鼻的辣椒，甚至催人流淚。

 

裘伯伯不擅農事，因此廖春子曾挺著大肚子割稻、打穀、曬穀，彼時家中沒有倉庫，所以她將稻穀砰砰砰地一包包仍去床邊放置，鄰居說懷孕做這些動作，對胎兒不好，她只冷冷地回了一句話：「管他的！天都注定了。」

 

這樣過人的堅強，仍底不過臨產時的陣痛，產婆施打了一針催生劑，仍然無效。廖春子擔心孩子的命不保，不准產婆再施打第二針，她滿頭大汗混著眼淚，將日式房間的門拉上，將木板凳翻過去，騎在上頭，用顫抖的雙手推肚子催生，即使痛得厲害，也不敢太過嘶喊，因為隔壁鄰居住的大多是單身漢，會歹勢。在家中臨盆的經驗，是廖春子回憶居所時，一再浮現的畫面。

 

雪花飄落在亞熱帶的河床地

 

「學長，你怎麼沒跟我說，這間房子的木板夾有馬口鐵！」剛到花蓮農場服替代役兩個月的蕭育焌向快退伍的阿兵哥說。共和村內的花蓮農場招待所誕生於一九一三年，過去為日治時期壽工廠廠長宿舍，民國九十三年三月花蓮縣政府公告登錄為歷史建築，現在經營民宿。平常日，都會有服替代役的阿兵哥來清掃房間，越資深的阿兵哥隨著打掃的次數增多，也越了解廠長宿舍。有的阿兵哥曾在夏天颱風來襲時，親手拉出收納在牆邊的活動式防颱木板，為廠長宿舍拉起一道美麗的防線。

 

所謂「馬口鐵」，其實是兩面鍍錫的鐵片，它的功用是防蟻，廠長宿舍在日治時期是一間防範白蟻的實驗建築，至今仍留有防蟻標誌。從廠長宿舍使用混凝土打底，及木柱底以水泥包覆等設計，亦可見其防白蟻設計的用心。日本佔領台灣初期蓋的官廳舍建築，大多以磚、木頭為建材，木頭多為自日本運送來台的松、杉，台灣氣候高溫潮濕，再加上白蟻大肆破壞啃嚙，因此日治時期第一代的木造建築難以保存。為此，台灣總督府特聘日本知名動物學學者大島正滿，來台進行白蟻調查研究。

 

據日本知名建築師井手薰的調查，在台灣「防蟻混凝土」工程的研發者為森山松之助(1869-1949)。這種工程以混凝土隔絕建築構造直接和土壤接觸，不只防蟻也防潮濕。「防蟻混凝土」工程可以清楚地在壽工廠廠長宿舍上看見，花蓮農場鄔弘盛組長表示，經中原大學建築系薛琴教授的考查，花蓮農場廠長宿舍很可能為森山松之助所設計。

 

森山松之助一八六九年於大阪出生，是日本建築界權威辰野金吾(1854-1919)的學生，東京帝國大學建築設計系第一名畢業。他曾參與徵選台灣總督府設計圖的競賽落敗，由長野宇平治獲得首獎。但實際建造時，因長野宇平治的設計未考量台灣氣候、材料供給等問題，所以森山松之助成為實際設計者。

 

森山松之助一九○六年來台，擔任台灣總督府營繕科科長，他將總督府中央的高塔由六層樓加高為九層樓，使莊嚴感倍增。除了總都督府，森山松之助還參與設計工事部廳舍、東京博覽會台灣館、台中州廳（今台中市政府）、鐵道部、台北州廳（今監察院）、水道水源地（今自來水博物館）、台南州廳(今台灣文學館)、遞信部（今交通部），他的設計風格富有巴洛克式建築強調雕飾的質地，讓台灣的建築從素樸轉向華麗。不過在台灣期間，他也吸收了台灣傳統建築的精神。

 

森山松之助於一九二一年返回日本。一九二七年為慶祝日本昭和天皇的結婚大典，森山松之助設計位於日本新宿御苑的台灣閣，台灣閣建築的特色不是巴洛克式的華麗，反而是台灣傳統建築中亭台樓閣的空間配置、建材設計。可惜，至今台灣對森山了解仍不完整，國史館的檔案中，關於他的資料，只有履歷和一張照片。森山的孫子森山治曾來台灣尋訪祖父的足跡，當時是文史工作者李乾朗擔任導遊。

 

森山松之助到過花蓮嗎？壽工廠的廠長宿舍是森山松之助設計的嗎？為什麼

擅於設計華麗風格的森山，會在花蓮設計一間傳統的日式宿舍，這和移民村的政策有什麼關聯嗎？這些問題恐怕不好回答。

 

可以確定的是，花蓮農場招待所的存在是一個迷人的驚嘆號。初次造訪招待所的東京日本大學山口守教授，讚嘆招待所的內部格局有日本京都傳統的書院道格局設計。走入招待所內亦發現，有幾塊玻璃並非完全透明，而是像沾滿了龍鬚糖絲線──這是雪花玻璃。雪花玻璃的製法，原為德國發明，之後美國、日本競相學習使用。招待所內的雪花玻璃，是日本人將初製高溫的玻璃放在雪地上，利用熱漲冷縮的原理製成花紋，從日本運送至台灣。也許，這些大大小小的雪花圖紋，是森山留下的密碼。

 

至少，它們是歷史輕輕的喟嘆。我們無法目睹這些玻璃的製造過程，也無法得知它們在哪片雪地上出生，而那些燒製玻璃的師傅們今天安在哉……。

 

把現代洗出來

 

距花蓮農場招待所一百公尺左右，有一座土地公廟。它的前身是「奉安殿」。一九二二年「賀田尋常高等小學校」搬遷至共和村，改稱為「壽尋常高等小學校」，奉安殿就是壽小學校遺址內的建物。

 

「壽尋常高等小學校」時代的「奉安殿」內擺放有「御真影」與「教育敕語」，「御真影」是日本天皇的照片，而「教育敕語」是一八九○ 年日本天皇頒布的命令，謄錄於紙張上，放在梧桐木錦盒裡，敕語作為全日本最高教育的中心思想，教師的課程設計都必須圍繞著「教育敕語」。

 

蓋「奉安殿」的目的即是保護「教育敕語」與「御真影」，這兩個物品會一同鎖在特製鐵櫃中，日治時期，每逢國家的慶典、天皇誕辰，學校的工作人員會自錦盒中取出敕語，校長朗讀敕語內容，學生們需垂首聆聽，氣氛肅穆隆重。

 

「奉安殿」能保存完整，是因為其建築結構為鋼筋水泥。擺放敕語和天皇玉照的空間設計有兩扇厚重的銅門，上頭有「五七銅徽」，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潘繼道教授指出，「五七之桐」是日本皇室徽章，在三片桐葉上，左右各配置五片桐花，中央則有七朵桐花，桐是天皇服裝上的圖飾，桐紋與菊紋一樣，都是皇室的象徵。

 

一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是台灣日治建築的「紅磚造」全盛時期，不過當時能配合紅磚造建築的石材不夠用，於是有人發明了噴霧器洗石子的技巧，大量以洗石子來仿假石，「奉安殿」的建築結構為鋼筋水泥，但是設計者在建築外層的水泥上全面地運用了洗石子的技巧。日治時期的官員大多喜愛歐洲的古典建築，一開始頗不能接受為了防震、防蟻所造的鋼筋混泥土建築，因為其設計較為呆版，而洗石子技藝的引入，為鋼筋混泥土建築增加了裝飾的可能，因此「洗石子」成為台灣建築美學史中的協調者，相當重要。

 

「洗石子」的技巧，讓現代被洗了出來。

 

我們可以說，花蓮共和村內的「奉安殿」是台灣建築逐漸「現代化」的見證者，「把現代洗出來」是淡江大學建築系王俊雄教授迷人的說法。我們可以想像，建造奉安殿的師傅使用噴霧讓泥漿汩汩流洩而下，陽光下，石子像沙灘上的貝殼因海浪退去而顯露光澤，一個建築的生命正在成形。

 

「奉安殿」幸運地躲過美軍轟炸，戰後奉安殿成為土地公的家。住在壽豐路二段的盧榮華是現今奉安殿的管理員。他的父親是壽豐人，也曾擔任土地公會的職務。盧榮華於民國八十六年整修奉安殿，原因是洗石子作出的屋頂有漏水的現象，他把傳統的飛簷屋頂加蓋於奉安殿，並將淡粉色的磁磚貼於建築的基座。

 

「你看這屋簷下的枝條，多美！不簡單耶，你看這個石頭洗得一級棒！」皮膚黝黑，健談爽朗的盧榮華比出大拇指稱讚地說。這幾年很許多考文史工作者，參觀奉安殿，使盧榮華感到驕傲，他打算未來要將粉紅色瓷磚拆掉，讓來參訪的人，能一睹奉安殿的原貌。盧榮華對奉安殿的情感，除了基於信仰土地公，還有廟前兩棵榕樹。那是他八歲時，他同父親一起栽植。現在他的父親過世了，每當他為榕樹修剪樹葉、枝幹時，他會想到自己曾跟小榕樹一樣矮小，在奉安殿前繞著高壯的父親遊戲。

 

「這個土地公很靈驗喔，曾有人包遊覽車來還願，不過他們許了什麼願望，不好意思多問啦。」盧榮華有些害躁地說。土地公廟原本只有一尊土地公神像，後來陸續有兩三尊自他方流浪而來的土地公也住進奉安殿裡，成為「新住神」。彼時奉安殿內的教育敕語是向老師、學生訴說思想，而今奉安殿內的土地公則是聆聽各種祈求，如果能向土地公們蒐集各式心願，也許可以看見一部庶民史。香煙隨著心願裊裊升起，等待土地公諦聽批閱。

 

往往一柱香的的時間就是一生。

 

你可以在香煙繚繞的奉安殿前，聽見日本小學生琅琅的讀書聲。煙再飄高，你看見盧榮華的父親坐在牛背上，載甘蔗給糖廠榨。煙再飄再飄，一群男男女女在奉安殿前的廣場看黑白電影，辯士正滿頭大汗地為電影配音。

 

香灰落入金爐裡，而煙再飄高再飄……。

 

建築是一個地方的聲帶

 

鄰近奉安殿一百公尺左右尚有一座日式建築──花蓮菸葉改良場。日治時期，錢台灣總督府日本技師長崎氏從歐美考察回台，覺得花蓮的土壤與氣候和美國黃色菸草的產地極為近似，遂於一九一三年開始在移民村吉野試種菸草，成效頗高。

 

一九一八年日本政府於豐田村創立菸草耕作指導所，一九三四年更名為花蓮港菸草試驗所，並將場址遷移到壽豐村中華路的現址。戰後國民政府為了改善花東農民的生活，於一九五二年恢復菸葉試驗場所的運作，曾推廣栽培臺煙2、4、6、8、9號。菸葉改良場隸屬菸酒公賣局，但於民國九十一年即停止運作。

 

直到民國一百○二年，農會才來接管這個閒置的空間。壽豐農會推廣股組長劉興泉表示，現在他們的辦公室即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建築物，而農會正在推廣「無毒農業」，在菸葉改良場內的土地上，栽培青花菜、高麗菜、大頭菜、茄子、無花果、柿子、香蕉、土鳳梨等農作物，並規劃有「小小農民體驗區」，和豐裡、壽豐、溪口、豐山四所國小合作，讓小朋友有機會體驗耕作。

 

共和村一帶的日式建築饒富歷史意義。畢業於東華大學的碩士生黃筱瑩以「輔兵屯墾 : 花蓮農場事業的歷史考察(1952-2006)」為論文題目，取得碩士學位，她因關心榮民在花蓮的生活而選擇以花蓮農場為研究對象，她第一次拜訪位於花蓮農場的廠長宿舍時，廠長宿舍尚未整修，不過她卻直說：「看起來破舊，卻很美麗。」她期待經營成民宿後的廠長宿舍能運用不同的方式，讓遊客更了解共和村的歷史故事。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蔡建福教授是學建築出身，近年來他和花蓮農場合作「半農半X」計畫，X是指天賦，他們讓在都市嚮往務農生活的人到花蓮農場實現夢想。蔡建福因主持「半農半X」計畫而常跑共和村，他注意到榮民們蓋的房子大多由簡陋的羊毛氈、空心磚等建材組成。這表示，當時至共和村努力經營下半生的墾員們的經濟狀況大多不好。

 

「保留一棟一百年前的房子，可以知道一個地方身世，塑造地方的人格特質。建築可以讓地方說話。」面對逐漸凋零的日式建築，蔡建福語重心長地說。

 

老建築就是歷史的聲帶。

 

從建築方式、材料的變化，能看出時代的變遷，而個人的生命史也和一個「居所」緊密連扣，錢世保伯伯與廖春子阿嬤的故事是動人的例子。幸運地，我們還能從共和村看見日治時期的廠長宿舍、奉安殿。不過，我們知道的還是太少。

 

一顆螺絲釘、一根木柱、一片玻璃、一塊瓦、一塊磚都有它的來歷，需要我們耐心地挖開歷史的厚雪，將故事描寫下來。

 

 

【作者簡介】：

就讀東華大學華文所研究組。曾獲東華文學獎現代詩組、散文組首獎。詩作散刊於《聯合報》副刊、《創世紀》詩刊、《好燙》詩刊、《聲韻》詩刊。作品〈米棧村故事〉入選《2013台灣詩選》。

 

【後記】：

 

我研究的論文題目是「台港70年代現實主義文學跨區域傳播現象」，然而「現實」究竟是什麼？我一直想追問。

共和村讓我有機會睜開學院封閉的眼睛，看見「現實」。

透過數次的訪談，我想透過共和村內的屋宇，串聯起幾個故事。

錢世保、廖春子、薛學武、陳賢妹、黃筱瑩、蔡建福、盧榮華、劉興泉、森山松之助、____，都和共和村的屋宇，有不同方式的連結，他們是這篇文章得以成型的關鍵字，剩下的____，是你。有你的聆聽甚至親自到共和村走走，會使故事更加完整。

希望這些故事，不只「紀實」，而且有情。

共和村的前世今生

郭子維

 

 

「由來花蓮港廳下，海岸缺乏碇泊的便利，山地有兇蠻的暴威⋯花蓮溪原野茅草深鎖，開發此地是難中之難，到底不是尋常資本家所擅長的⋯東部糖業的開發就是東部的文化開發⋯東部二工場對東部臺灣的開發著有貢獻。」－ (佐藤吉治郎，1926)

 

進入壽豐鄉台九線，行至和榮大橋，腳下是花蓮溪，眼前則是鯉魚山，柴油火車從橋下呼嘯而過；山水鐵軌交錯。共和村坐落於山下、橋下、鐵軌旁的景色當中，看似簡單的村落，在日治時期，卻有著一段受人遺忘的風華。

 

日治以前，糖業尚未進到壽豐，當地作物僅有原住民阿美族種植少數的番薯、芋頭，和一些水稻，壽豐多是原住民的狩獵或捕魚的區域。1895年後，隨著日本政府開發東台灣的政策，賀田組、台東拓殖等製糖企業在此投資，改變了花蓮的作物分布。

 

新城、吉野、壽村、豐田一路往南到舞鶴、瑞穗、馬太鞍、鳳林，都可以看見翠綠的蔗尾葉，現代化的火車與工廠，必然影響了當時居民的生活，當地阿美族李木生便時常和夥伴們在鐵軌邊等待，等著載滿甘蔗的小火車經過，到最後一節車廂時，跳出來緊緊抓住一根甘蔗，火車越走越遠，甘蔗卻留在胸口。

 

原住民的童年，不只要學捕魚、學打獵，還自己學會了「捕甘蔗」，如果沒算好時間，或者沒有抓緊讓甘蔗「溜走」，不只吃不到甜美的甘蔗，還要忍受同伴的奚落聲！

 

難以想像，過去從吳全區到鳳林皆是蔗田！

 

更難想像的是，吉安、壽豐、光復皆設有糖廠！，

位於共和村的壽工場是當時第一座設立新式糖廠，同時也是日本移民政策選定的三座內地移民實驗村之一，獨立的員工宿舍、學校、、神社、醫療所，成了日本內地人自守自足的村落。

 

共和村過去作為東台灣最大規模的糖廠廠區、與日本內地人的聚落，如今消失在人們眼前，成了無人知曉的神話。

 

鹿木子小五郎的啟程

鹿木子小五郎從昨日上船，就一直待在船艙。台北到花蓮整整一日的航程，鹿木子完全無心觀看海上壯闊的美景，緊盯著桌案上，關於東部開發的所有檔案。

 

台灣總督府從接收台灣開始，一直希望可以透過日本當地的實業家，主動進入東部開發投資，為了鼓勵企業投注資本，在1895-1896年之間，頒布許多開發獎勵法令，除了林木、樟腦收歸國有以外，其餘任何農地開墾、畜牧等開發，都可不用經過標售，只需要直接締結契約，土地就可無償使用等優惠的條件。申請在花蓮開發的企業是賀田組，開發台東是台東拓殖會社，近期台南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積極接洽台東拓殖株式會社希望合作。

 

距法令頒布十年已過，為何花蓮的農墾不見起色？鹿木子小五郎臉色沉重。

 

「局長，不好意思！」屬下敲著艙門。

「怎麼回事？不是說到下船以前，我都要一個人安靜嗎。」鹿木子從內而出，面帶不悅。

「是！報告，船工說從這裡開始要下船改搭舢舨，不得不稟報您」

「舢舨？馬鹿野郎！豈有此理，這裡離岸還這麼遠！」鹿木子小五郎氣沖沖往船家，前去理論。

「那個…大人，是這樣的拉，花蓮沒有港口，所以，不管官船民船，都只能到這邊，再乘舢舨上岸。」船家面有難色，緊張的回答。

 

不得不改乘輕舟。踏上舢舨時，看見另一邊，水手們正努力將要運往花蓮的貨物也放上舢舨，鹿木子臉色更加沉重。

 

的確，花蓮港彼時尚未興建，大船無法直接靠岸，一切貨物往返，都得用小船運至外海。台灣島河流溪谷眾多，鹿木子在台灣坐舢舨也不是第一次，但渡海不比渡河，舢舨隨著海浪，和鹿木子焦躁的思緒一樣，劇烈的上下起伏，鹿木子覺得胃袋裡，感覺像是許多櫻花在盛開。

 

鹿木子這一趟預計二十多天，將從吳全（壽豐）、太鞍（瑞穗）、璞石閣（玉里），審視東台灣開發狀況。

啟程前，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還為此親自接見他，告訴他大和帝國預計南進，台灣的開發必須全面，刻不容緩。尤其是東部台灣的資源。台灣總督府第一任的民政局長水野遵返回日本前，曾呈給總督府〈＜台灣施政一斑〉一文，寫著統治台灣的方針。＞裡面提到，東台灣山林農牧地「殖產」資源豐富，總督府卻因交通、民風而難以開採。

 

 

鹿木子這一行，身負重任，不僅僅只是考察，還關係著大和帝國未來南進發展大業。水野遵說的交通問題，鹿木子尚未登岸，便已然領教了，往後還有多少困難，像是清水斷崖在眼前起伏逐漸逼近呢？

 

1908年（明治41年）1月11日，總督府通信局長鹿木子小五郎抵達花蓮港。。

賀田組的野望

話說從頭，1899年，日本愛媛縣的實業家賀田金三郎，便是看上總督府祭出的開發優惠的法令為之心動，沒有大財團作為背景，只憑自己經營能力而在日本佔有一席之地的他，信誓旦旦向總督府提出台灣東部三個地區的申請書，賀田金三郎帶著雄心壯志，開發案中預計開墾面積，幾乎占盡當時東部可開墾區的一半，總督府亦迅速通過授權給賀田組，開發案約期一次就長達十五年；其中主力便是投注於吳全區；此刻開始，東台灣的興衰便與賀田組緊緊相連。

 

鹿木子第一站，直逼賀田組吳全糖廠賀田金三郎辦公室。賀田金三郎當然不敢怠慢，迎接這個總督府來的官員。鹿木子不發一語，看著賀田金三郎呈上開發報告書。對比著鹿木子的凝重，賀田金三郎的神情，顯得相對憔悴。

 

「賀田組跟總督府締結契約到現在，卻只開墾了土地360公頃，畜生只有牛羊870，這跟你當初提的計畫，成效不到三分之一阿，你賀田組是這麼不濟的企業嗎？」尖銳的語氣，鹿木子終於開口。

「真是感到萬分抱歉！」賀田金三郎知道此刻，只能先行道歉。

「東台灣，比我想的要艱難阿，局長！」但隨即又趕緊訴苦。

「艱難？總督府一再支持你提出的任何申請，像是開採樟腦，都予取予求！這時，你倒是抱怨艱難？」鹿木子對於賀田金三郎的說辭，感到震怒。

「是，真是非常感到抱歉！」「但是這裡，土地全是難以開墾的溪谷地，人力不足，這360頃已經，實以盡了全力」賀田依然鼓起勇氣回話。

「馬鹿野郎！人不夠，人不夠為何不移墾？你賀田企業難到徵不到人嗎？」鹿木子對於這個理由，完全無法接受。

「是！…但是…。」賀田金三郎難以啟齒，卻又覺得自己滿腹委屈。

 

1906年五月，賀田組為了增加人力，並且重視開墾的專業，特地從日本內地徵募農人遠赴台灣協助開墾，招募日本各縣市農民將近一百多戶的內地墾員，賀田金三郎以為，這一批來自日本各地的生力軍，將為他難以突破的賀田組東台灣開墾的計畫，開啟新的希望。

 

沒想到，迎接賀田金三郎的，是更大的噩夢。

夢碎東台灣

這批遠赴來台的一百多戶日籍墾員，一年內竟因為瘧疾死去三十四人，同一年，賀田組與總督府合作開採樟腦，進而引發太魯閣原住民的反抗，激起械鬥，造成後來的「太魯閣戰役」。在壽村開墾的日籍墾員，不僅要忍受離鄉背井與開墾的辛勞，還要承受番人、疾病的威脅，因此萌生退意，招募的日本墾員返回日本多達一百五十人；這一年連續兩個挫敗，賀田金三郎萬念俱灰。

 

鹿木子抵達吳全時，賀田庄開發人口僅剩兩百多人，日本總督希望以私人企業投資的移墾政策，顯然失敗。

 

賀田金三郎也將在鹿木子離開後的兩年，1910年，與總督府十五年約期不到，也不得不將事業轉讓台東拓殖會社。

 

自然環境的惡劣、疾病蔓延、颱風肆虐，賀田組除了吳全、鳳林等廠區勉強經營外，幾乎無法開墾新的荒地，甚至偶有原住民的反抗，原住民的驍勇，讓整個總督府感覺芒刺在背。

鹿木子小五郎的憂慮

鹿木子小五郎很快知道，企業已無法以靠，必須由總督府直接規劃開墾，而開發東台灣關鍵，首在人力。若僅僅只是人力，只要不斷逼迫或利誘台灣本地人到此即可，台灣本地人熟悉環境，對疾病抵抗力強，並且威壓利誘下，必是立即見效的方法。

 

但鹿木子的報告卻不願意如此呈報，不願將人力問題視作如此簡單。

 

他戒慎恐懼看待勢在必行的移民政策。他的疑慮是，歷史經驗裡，每當漢族受到統治，往往是外族反被同化，蒙古國如此，滿州國更是如此，統治過中國卻連語言也消失；如今大和帝國將統治台灣視為百年大計，為了不重蹈覆輒，必須在台灣建立一座日本內地人獨立自保的基地，鹿木子想，東台灣無疑是最好的位置。

 

這一趟，鹿木子小五郎受到自己也無法預料的衝擊。東台灣問題，千層百孔，要解決談何容易？牽連層面，何其之廣？莫說要完整開發東台灣，旱地、瘧疾、番兵，任何一個都相當棘手。離開花蓮的鹿木子，往後數年，皆在苦思這些問題。

 

這一苦思，耗費數年，1912年，呈上＜視察覆命書＞

新設的南進基地

鹿木子的＜視察覆命書＞總和了東台灣開發的各項困境，包含人力不足、瘧疾肆虐、番兵驍勇；其中人力是首要解決項目。移墾政策也不該再寄望私人企業，應該由總督府執行。

 

鹿木子在＜視察覆命書＞中寫下了「基地論」，希望總督府採納，與「南進政策」搭配，他心中浮現了準備在東台灣種下進行三個移民村，好配合農牧開發的實驗計畫。

 

鹿木子小五郎的＜視察覆命書＞，從此改變花東在日治時期的命運。

 

總督府在鹿木子返回之後，積極派遣各類官員，著手選定新的移墾區，經過嚴密規劃，選定吉野、豐田、林田三處。豐田移民村於1913年設立，規劃成日本內地人居住的村莊，而糖廠員工宿舍、公學校等，更是選址在如今的共和村。

 

移民聚落從居住、醫療、教育等生活設施皆全面規畫建立，總督府著手主導之後，短短三年，壽村人口增至近九百多人，開墾面積也擴大一倍。接收賀田組基礎的台東拓殖會社，接續吳全糖廠的經營以外，野心當然也不止於吳全糖廠。

重啟新的里程碑－壽工場

台東拓殖會社首先引進爪哇而來的蔗種，改變了賀田組使用的台灣原生甘蔗，並且在1914年2月，和鹽水港會社合併，成為鹽水港製糖拓殖會社，引進當時壓榨能力高達五百噸的新式糖廠－取名壽工廠，位址便於壽豐鄉共和村。

 

壽工場的建立，成了花蓮糖業的里程碑，而本該也是共和村永遠的記憶。

 

壽工場選址共和村並非偶然，位處吉野、豐田、林田三處移民村的中央，人力充足；其次，賀田組的失敗，並非徒勞無功，賀田組的經營基礎，奠定壽村成為總督府選擇開發中心的關鍵，除了原先賀田組所開墾的吳全到鳳林的蔗田可立即使用以外，賀田組所留下的輕軌，讓總督府決定以花蓮港為起始點，迅速改建重新連結豐田村為中央的三個移民村、以及其餘糖廠、蔗田支線，健全的鐵路網，使壽工場所在的共和村，成了東部糖業的中心，東台灣所有蔗糖成品皆先運往壽工場的生產線進行封裝，再經由鐵路運至花蓮港口。

 

壽工場不僅產量最高，也成了轉運的樞紐，撐起移民與農產的輸運。

 

共和村農墾三街上的鐵軌，已然不在，只能憑想像去塑造那行人糖貨熙攘的模樣。

 

壓榨力五百噸的新式壽工場，產量比吳全場大八倍，人力需求也是舊廠的數倍，除了歸功移民村的成功以外，總督府的「五年理番」獲得成效也是一項主因。

 

原住民與台籍人在甜香中的鹹苦

1911年花蓮港鐵路系統興建之初，依然時時受到原住民侵擾，總督府為此耗時兩個月於鯉魚尾（今壽豐鄉）建設隘勇線，並清點當地阿美族原住民戶數，收繳三千六百隻槍，成功解除當地原住民武裝。「五年理番」亦將勇猛果敢的太魯閣族，視為最後決戰的行動。

 

1914年，總督府以內田嘉吉為警察總指揮，派遣一隻人數高達一萬名的軍警相互配合的武裝部隊，對太魯閣族進行長達兩個多月的掃蕩，花蓮番亂徹底遭到鎮壓。

 

一連串理番的「成效」，都增進實業家或企業的信心，勇敢擴展規模。

 

壽工場的繁榮，增加了就業機會，製糖企業在當時，利潤相對優渥，若能進入糖廠就職，生活便可穩定，尤其內地人基地自守的政策，糖廠正職員工與管理幹部，皆使用日本內地人，共和村同時是廠區與員工宿舍，糖廠會社亦將辦公室、醫院、福利社設置於宿舍區之內，甚至安放軍火與軍械，以防原住民的突襲，日籍員工與幹部和台籍的生活待遇迥然不同，彼時共和村，儼然成為東部政經的「高區」。

 

台籍員工，就沒有如此待遇，大多隔離在管理階層外，甚至許多無法當上正職員工，僅能在採收高峰期，作為臨時聘的勞動員，以量計酬算取薪資。

 

總督府如此的統治與製糖企業的經營方式，到戰後台糖的接管，共和村的甜香記憶，始終帶一點鹹苦。

 

但這卻不僅僅發生在日治殖民時期，共和村的居民，即便戰後，依然持續承擔這種辛酸。

 

五個小孩的廖春子廖奶奶，經歷過戰後台糖時期，依然只能用勞力換取工錢。為了增加自己採收以及去皮甘蔗的量，時常捨不得休息和吃飯時間，嘴巴含著午飯，手持續的削著甘蔗，即使生著病，也會因沒有工作導致沒有收入，只能忍著病痛，遠赴光復，到糖廠赴工。

在如今的共和回首

如今，走在共和村，有序的一街二街三街，一排又一排的住屋，人人家前一座花園，百合玫瑰孤挺花，雲霧飄渺，清香瀰漫，如果看見釋迦樹結著大大的釋迦露出牆外，請不要隨意觸摸，再過幾周，那可能是淑燕阿姨某天下午的點心。

 

國民政府在戰後將共和村規劃成屯墾區，但共和村卻是不用「開墾」便可直接在糖廠遺跡上蓋上住屋，形成聚落。稍微留意，許多共和的住房都有著和建物不相襯的日治時期地基，這些地基，都是共和村興衰的過去。

 

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戰爭末期，東台灣的製糖產業，已成盟軍的目標目標，連番的轟炸，這一炸，宣告糖廠繁華的落幕，廠房、宿舍經過砲火，已成斷垣殘壁。

 

真正的煙囪，原本坐落在共和村農墾三街的東側，也在空襲裡，提前衰落。如今，像是恍然一現的蜃樓，火車、煙囪、整個移民村繁榮的聚落，在如今的共和，變成沒人知道的夢。

 

共和村不只見證移墾的艱辛，更見證砲火的無情。

 

戰後的壽工場，滿目瘡痍，台灣光復後糖業監理委員會接管，評估後，認為重建不合效益，固有器材亦經過砲火破壞殆盡，委員會決定拆除壽工場，僅留下酒精製造廠。

 

1955年，酒精廠亦搬遷至光復糖廠，原廠區併入合作農場，歸為退輔會管轄。

 

1969年工廠宿舍區改為現今的「花蓮農場」。

 

曾是糖業中心的共和，這一段關於糖廠的輝煌記憶，逐漸流逝，只能無聲吞吐寂寞。東部糖業轉移至光復糖廠後，共和的甜香，隨著砲火、改建，更隱身於歷史當中。

 

資料來源：

吳育臻＜臺灣東部的區域差異-從國家治理與糖業經營的觀點(1895-1945)*＞

鐘書豪《花蓮糖場－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1899~2002》

洪紹洋＜評《花蓮糖場－百年來的花蓮糖業發展史1899~2002》＞

 

學期初的＜穿越共和，墾員故事＞

新雨大哥建議

 

照片：雲端硬碟中宏霖學長上傳

 

後記：

2014年2月，初次走入共和，認識了新雨大哥、趙教官等多位共和村的居民，開啟了我在東華，首次與地方接觸的經驗。那天，天空有點陰，細雨如絲，新雨大哥帶著我們學生一行人繞行了村子一周。新雨大哥語氣沉穩，解說有條不紊，談到對共和的理念時，有著陰雨無法壓抑的熱情。

一次又一次，認識越來越多共和村的長輩們，每一位對自己居住的村莊，都有著和鯉魚山一樣堅定的情感，待人都和山邊的雲朵一樣溫柔。或許我們是以「大學」的角色進入這裡，偶爾會談話中，被賦予一些期待，期待能帶給村莊一些正面的活力，這卻讓我想起父親。

父親從軍職退伍，回到家鄉，也擔任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投入了社區發展的工作。當時我正值國中叛逆時期，以及過去相處時間的渺少，使得我未曾想去了解父親在社區所做之事，未曾參與以及盡一份力，當一些社區規劃，使得村上一些居民反感，而冷言冷語批評我的父親時，我並沒有作為稱職的兒子，作為他回家後的充電站。因此參與著共和村的活動，我不斷藉由這個機會，試圖去彌補、理解過去的父親，究竟以什麼心情，做了多少努力，不只是作為學生對當地社區的踏訪理解，也多了自身情感的投射，

大學與地方社區或產業進行交流時，通常會被認為，是學校方單方面帶給地方力量、利益；事實上，這次的機會讓我走進學校附近的社區，我的收穫、體驗、學習到的，遠比我能給予的多太多，太多了。

 

作者介紹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一年級。曾就讀於中山醫學大學台灣文學系。於彰化某個小鄉村長大，喜愛閱讀與書寫，喜愛走入地方與人群，有數次民間傳說的採錄經驗，得過中山醫學大學紫荊花文學獎新詩組佳作。